百年地调自兹始

　　为纪念中国地质调查工作百年，4月17日，“筚路蓝缕看山林 共为地学启朝暾——中国首批地质学生毕业百年实习报告展”在中国地质调查局机关大厅正式拉开帷幕。

　　100年前，一群风华正茂的青年在地质宗师章鸿钊、丁文江和翁文灏的悉心严格培养下，从地质研究所完成学业后进入地质调查所工作，由此开创了中国地质调查事业的新纪元。由地质研究所培养的首批也是唯一一批地质学生，成长为中国第一代地质学家。这些地质前辈们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毅力，用科学的精神，于十年间使地质学成功移入中国并实现本土化，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此次，全国地质资料馆将保存的首批地质学生的实习报告展出，以期让更多人了解中国地质调查工作的起始，了解地质先辈们为开创中国地质事业作出的巨大努力。透过这些珍贵的报告史料，我们看到了地质先辈们为开创中国地质事业奋斗的足迹，更深刻感受到地质先辈们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严谨缜密的科学态度。

　　地质研究所创办，专以造就地质调查员

　　跟随时间的脚步，回到100多年前。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留日归国的章鸿钊担任实业部矿政司地质科长。他积极倡导在中国开展地质调查，并建议首先从“设立地质讲习所，以期造就调查人员”着手。但由于政治局势转变，举办地质讲习所一事也被搁浅。

　　1913年初，由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地质学和动物学双科毕业的丁文江，接替章鸿钊出任北洋政府工商部地质科长。丁文江也认为，欲发达国家实业，必先从事于地质调查。面对中国地质人才缺乏的现状，丁文江提出：须先设立一个培养地质调查人才的教育机构，“招中学毕业学生学业优异、体力强健者，期于三年内造就技士若干人”，然后从第四年开始，展开大规模的国土地质调查。他将该机构定名为地质研究所。

　　丁文江还提出了开办地质研究所以培养人才的具体方案：“地质研究所设所长一人，西教员二人，中教员二人，皆平均以半年从事于调查，半年从事于教授。还就开办地质研究所必需的经费、校舍、图书、仪器等，多方筹措，并完成了必要的政府公文程序。

　　在丁文江草拟的《地质研究所章程》中规定， “本所专以造就地质调查员为宗旨”，“招收中学校或相当之学校毕业且身体强健,能吃苦耐劳者”。学生三年毕业后，“卒业者得为技士，充地质调查员”。

　　1913年7月，工商部在京、沪分别招考，经文化知识考试及面试，共有36位学生榜上有名。 被录取的学生于1913年秋在设于景山东街马神庙北京大学内的地质研究所事务所，开始了为期3年的学习。

　　正如翁文灏所言，“以中国之人，入中国之校，从中国之师范，以研究中国之地质者，实自兹始”。

　　首批地质学生毕业，中国自己培养的地质人才由此诞生

　　地质研究所学制为3年，每年分3学期，第一学年主修国文、数理化等普通课程，第二学年侧重专业基础课，第三学年注重应用课程。主要课程有：动物学、植物学、地理学、地文学、测量学、机械学、照相术、岩石学、构造地质学等。外文除英文外，还开设了德文课程。

　　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曾说道：“中国读书人专好安坐室内，不喜劳动身体，所以他种科学也许能在中国发展，但要中国人自做地质调查，则希望甚少。”李希霍芬的这段名言，给当时地质研究所的教学工作者带来极大震动。面对中国地质事业急需创业型实地调查人才的形势，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三人于第二学年末共同议定，对地质研究所课程进行大规模调整：废除原矿物学与古生物学分科的设置，增加采矿、冶金等应用学科课程；增加学生赴野外实习时间，强调野外实习与正课并重，实习须由所长及各教员分途督率指导，并订立实习报告撰写及考核章程。三年间，地质研究所的师生们“北抵朔漠，南涉鄱阳”，到七省市、40余处，前后共组织了10余次野外实习，总计100多天。

　　1916年7月14日，地质研究所举行结业典礼，18人获毕业证书，3人获修业证书。中国自己培养的地质人才由此诞生。

　　农商部顾问、前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安特生，对地质研究所三年来取得的教学成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此次卒业生之成绩极佳，其程度甚高……实与欧美各大学三年毕业生无异。”

　　在结业会上，丁文江特别谈到了李希霍芬的那段名言，说：“现在可以证明此说并不尽然，因为我们已有一班人登山涉水，不怕吃苦。” 地质研究所的学生们，用行动回答了李希霍芬，表明中国人可以搞地质调查。

　　实习报告工整精美，批注评价科学严谨

　　登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地质研究所的师生们以这一准则，打开了中国野外地质调查的大门。他们跋山涉水，步行踏勘，采集标本，地形测量，观察典型地质现象，绘制地质素描图，形成了一系列地质实习报告。

　　这些报告中的许多内容娓娓可读，竟是饶有兴味。“携一锤、一袋卷尺、一测桌”，便是野外实习的工具。“初六日，余等乃分道行往易州安子，长沟峪，南窖等处……初八日早发，向东北行……是日行路最多，来回约七十余里。初九日上午，在长沟峪附近采集水晶，晶形完满者殊鲜然，亦灿然可玩。”可见实习行程安排之紧密，实地训练强度之高。

　　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三位先生对学生的实习报告进行了大量批注与评价。既有“桑干河在我国文学上甚有趣味，读唐人诗可以知之”的国学积淀，也有“佛书称东方为震旦，即指我国而言。其名甚古其字义甚佳，故宜以震旦层名之，大秦两字断不能用。此纪为生物萌动之始，犹之日之方始、谓之旦也。故字为震旦层，名与义合，地亦与名合也”的科学注解；既有“观察精详读书得闻于心许”的赞扬，也有“半是抄袭半是臆说”的严厉批评。

　　实习报告份份书写整齐、图件绘制精美，不仅有大比例尺的地质图，还有古生物化石图，甚至有手绘的显微镜下图件。除了完成中文实习报告，地质研究所还要求学生们用英文撰写实习报告。这也促成了首批地质毕业生在进入地质调查所工作后，很多赴国外进行留学深造，学习国外的先进理论，成长为高水平的地质学家。

　　毕业学生加入地质调查所，全面开启中国早期地质事业

　　地质研究所毕业的22位学生中，有18人留在地质调查所工作，史称中国地质科学“十八罗汉”。其中叶良辅、赵志新、王竹泉、刘季辰、谢家荣被派为调查员，周赞衡、徐渊摩、徐韦曼、谭锡畴、朱庭祜、李学清、卢祖荫为学习调查员，马秉铎、李捷、仝步瀛、刘世才、陈树屏、赵汝钧6人则继续学习。因为有他们的加入，地质调查所开始有规模的地质调查和科学研究工作，从而结束了外国人包办中国地质调查和研究的局面，全面开启了中国早期的地质事业。地质研究所“学生毕业之日，即我国地质调查事业发轫之日”。

　　第一批地质专业毕业生，像种子一样，撒播到全国各地。这些毕业生中，绝大部分都终生从事地学及其相关的科学工作，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上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地质调查所培养出了一大批高水平的地质学家，逐步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地质科学基本理论。

　　比如，周赞衡是我国研究古植物学的第一位学者，也是地质调查所唯一一位从未调离者。徐渊摩曾协助竺可桢筹建东南大学地质系，后在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协助所长李四光工作，兼做研究工作。徐韦曼翻译了莱伊尔的名著《地质学原理》。谭锡畴不仅奠定了我国白垩纪地层研究的基础，而且编制了我国第一幅1∶100万地质图。朱庭祜曾发现了河北井陉煤矿，率中山大学师生登西沙群岛考察，成为我国首次对西沙群岛的地质考察。李学清发表的《四川含硫化物的橄榄岩》，是我国首次对含镍的超镁铁岩的研究报道，此外他还首次论述了广布于了华北及其邻区寒武纪地层中的特殊沉积岩的成因及其生成的古地理条件；首次对黄土进行化学分析，并研究其矿物成分。卢祖荫的实习报告《接触变质岩中石榴子石之光学研究》，为我国首篇光性矿物学专题论文。李捷作为中国地质调查所的代表与瑞典古生物学家布林具体负责周口店中国猿人遗址的挖掘，为周口店遗址的挖掘做了开拓性的工作。

　　地质研究所虽然只办了一期，但培养出了中国第一批地质调查研究人才，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奠定下第一块基石。20世纪30年代初，地质调查所以其辉煌的科学成就赢得国内外科学界极高赞誉。国际地质科学界惊奇地发现，中国地质学如火山爆发般从最深的地层中喷溢而出，发出耀眼的光芒！到上世纪40年代，地质科学中的很多学科，例如古生物学、地层学、大地构造学、矿床地质学、古脊椎动物学、古人类学、地震学、土壤学等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并在国际上享有较高声誉。

　　时至今日，已逾百年。早已仙逝的地质前辈对中国早期地质事业的发展和中国地质科学体制化的建设所作出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他们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严谨缜密的科学态度，永远值得学习和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