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学的初心

初心不忘，方能继往开来，才能勇往直前。

地质学的初心是什么？华蘅芳译著《地学浅释》在1872年出版，说地质“苟能察究某金某石之所在，或浅或深，已足以致用矣”，因此现代地质有了血肉；鲁迅论文《中国地质略论》在1903年刊发，喊“无一幅自制之精密地形图，非文明国；无一幅自制之精密地质图（并地文土性等图），非文明国”，中国地质因此有了筋骨；翁文灏1925年在北京大学作《理论的地质学与实用的地质学》，说及“研究地质学的人可以注重于实用方面或理论方面，但地质学本身只是地质学，不能硬拆开来说那一科纯是实用的，那一科纯是理论的。”从这些经典论述来观，实用的地质学重在经世致用，理论的地质学重在文明建设，她俩是地质学的心房心室，构成了中国地质的初心。

“地大物博”这个词，虽出自1917年出版的小说《官场现形记》，但早已成了至今仍然还是某些国人自豪感流溢的依凭，一些领导人制定国策的基础。这词出现的同一年就在《清华学报》出现，《中国发展实业之机会》文章的“理论根据”即为“地大物博”：“中国地大物博，出产丰富，还远驾各国之上”。地，有国界限之，可测量，知其多大；物，藏于旷野、埋于地下，有多少，一时难于勘测，何来“物博”？何来“远驾各国之上”？不单止于此，“地大物博”作六十大寿的时候，有人把“物博”当成了“有水”，就出了“有水快流”的口号，提出了“大矿大开，小矿放开，有水快流”的政策方针。

面对“地大物博”以及“有水快流”，一部分地质学家坚持了科学精神，守望住了地质学的初心。1925年，翁文灏首先对“地大物博”发出了质疑：“我们中国人动说我们中国地大物博，但要保享有的权利须要先尽研究的义务。”并进一步号召：“我们把中国的地方，中国的物产，大家起来尽力的研究他发明他，这是我们中国地质学家很大的任务，就是目前中国地质学很大的实用。”1991年，地质学家程裕淇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向七届四次会议提交了“要把‘十分珍惜、合理利用、有效保护自然资源’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的提案，与“有水快流”的国政唱反调；作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副主任，组织研讨会，并发布《我国资源潜力、趋势与对策——关于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的建议》的咨询报告，顶着压力，明确建议“变革资源消费型经济发展的旧模式，确立资源节约型经济发展新模式，废止‘有水快流’的方针，是解决我国矿产相对不足、矿产品供需矛盾日趋紧张的根本出路。”2005年，由地质工作师成长为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签发了“国务院关于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的通知”，正式废止了“有水快流”的方针，让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成为了国策。他们三位地质人，正是守望住了地质学的初心，框扶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向。

现阶段的地质工作，有偏重“调查”的、有偏重“研究”的。如何在“调查”与“研究”之间取得平衡，获得耦合，不割裂、不偏颇，实是一个问题，既可能是地质系统整体的问题，也可能是地质工作者个人的问题。这当然也是百年地质工作的各阶段都要思考解决的问题。面对这个问题，近百年前翁文灏的话，仍然是一剂提神的药：“探勘煤矿的工程师只知道测量煤层的厚度，而把拾到的化石全都抛弃了；那不是注重实用，却是缺乏科学的精神。研究煤系的地质学只知道采集化石，却对煤层的地位故不去采他；那也不是专精学理，实是欠少真正学者的态度。”

我坚守了几分地质学的初心？我在思考。“我思故我在”，这是哲学家的话。我在了，地质事业在了，我们才能继续前进。